，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顶点小说网 www.dingdianzww.com，甘南高原上的族群合作——洮州“青苗会”的人类学研究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和规则对不当行为进行惩戒，规训组织成员从而维护组织的有效性。庙宇和青苗会是星团中心，即组织核心，在中心的周围是它的卫星、小行星，体系内的村落加上外圈所构成的有机联结是一个星团结构。由于引力和斥力的作用，地方社会有众多的星团在自转的同时也做公转运动，体现了地方社会的基本面貌。
生态压力的存在，仪式活动的持续，合作与互助行动的迫切性，产生了乡村凝聚力，该地方社会的自足性及其核心凝聚力足够强大的星团结构，满足了一个自足星团存在的条件。在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压力共同作用下的边陲地区，本书进行了汉族人社会组织的整体性研究，以解释跨族群、超宗族的多元社会何以联结为同一社会组织。洮州经验说明，文化之间、族群之间的关系不像亨廷顿假设的那样悲观，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并非必然，合作的方式比冲突的难题多，合作的趋势比冲突的力量大;中国族群特色是“多元一体”又“和而不同”(费孝通语)，基层社会的族群关系应该是以合作为主基调的社会和谐，特殊的、日常的冲突和摩擦可以通过星团结构所产生的机制加以消弭。
二、 洮州青苗会组织的比较研究
1.华北青苗会的社会史研究从历史和政治学角度揭示了青苗会组织与国家赋役职能的结合，即华北青苗会与国家密切互动的关系，基本上确立其自治组织的特征。研究认为看青是由于社会分化引起的贫穷、社会无序和偷盗行为而产生;看青有村民联合起来防卫和救济穷人的功能;青苗会组织的会首由村中经济实力人物承当，并与乡村政权相结合。华北社会研究的不足在于，缺乏综合分析，较少关注文化、仪式、生态环境与组织的相互关系。
洮州青苗会组织是相对独立的自治团体，具有平民政治和老人统治的特点，不曾与国家的赋役职能发生联系，龙神庙宇大多远离村庄，这种空间分隔表明了西北青苗会的自主，青苗会与正式组织保持着一定距离。本书认为华北青苗会与国家赋役职能的结合是华北农村社会的区域性现象。
2.人们从常识出发往往认为集体看青就是防御庄稼被偷盗，而忽略它是互助行为的一种;认为青苗会是专门的生产保护性组织，而不顾青苗会与庙宇、仪式组织乃是整合在一起的社会组织的事实。青苗会发起和组织春祈秋报、庆典和演剧等信仰仪式，引导村民进行看青、防雹、搬场等集体互助行为，举办修桥补路、救济和抚恤等公益事业，可以说青苗会的活动覆盖乡村公共事务的诸多方面。看青的原因既要考虑社会系统的因素，也要考虑生态系统的因素。洮州调查表明偷青所包含的社会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土匪、不良军队、游民和吸食鸦片者都可能成为攫取庄稼的人;生态系统的原因必须加以考虑，如土地的分散程度、牲畜的存栏数量以及野生禽兽的糟蹋等等。在洮州，统一搬运庄稼也具有防止偷青的作用。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乡村的偷窃行为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3.华北青苗会研究强调会首经济实力的资质，洮州青苗会的会首则强调老人权威和德行标准。洮州社会普遍认可“三个老人一面官”的老人权威，洮州18个青苗会会首平均年龄63岁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在社会分化水平低的社会，财富无法成为会首任职的主要条件。即便在华北社会情况也不尽然，有人认为“乡村领袖已无法依靠自己的财富和关系树立威信以得到村民的拥戴”，比如河北范庄龙牌会的十八会首就不是按财富的多寡来决定会首的资格。华北与西北青苗会的一个重要区别可能是世袭和轮值的差异。
从变迁的角度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被结构化并流动在城乡之间的位置，乡村空壳化给乡村带来了新的问题，使老人也处于一种有压力又有挑战的重要位置。洮州青苗会对当选会首的道德水平和社会身份有具体规定，强调会首是有德行的人和信仰坚定的人。许多青苗会主张国家退休人员和共产党员不宜当选会首。青苗会对国家人的拒绝态度不能理解为与国家的对立意识，国家人确实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被无神论和极端政治所内化，两者分属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以至于缺少思想交流的基础;其次对国家人的禁入也是出于组织单纯性的考虑。但目前一些地方已经突破了限制国家人准入的惯例，青苗会开始意识到这些人其实并不妨碍仪式和信仰活动，有些人还更加热衷于此。国家人的声望和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源对青苗会的发展和本地知名度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甚至一些在职的村干也充当起现代行政和传统会首的双重角色。这些变迁是开放性社会的特征，表明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张力在减缓。
4.青苗会为什么在华北消失而在洮州兴旺?对于华北社会所经历的第二次社会转型，社会史研究者没有继续关注看青组织为什么从社会结构中分离而去，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华北看青组织的消失和西北青苗会的重建，这一兴一衰的地方社会差异原因在哪里?在8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社会转型时期，华南的宗族组织、华北的会社组织得以复兴，这一文化重建是全国性的。洮州社会在经历了文革的极度穷困和混乱之后，与全国一样，土地和家庭再度结合，青苗会便在衰颓之后和繁荣之始建立起组织体系。洮州青苗会基本沿袭了传统的组织架构，看青、搬场、乡村公益和祭祀仪式融为一体。
在洮州，生态环境、可获取生计资源的状况变化不大，冰雹灾害、土地出产率、技术引进的文化和环境限制、远离就业市场等因素使得人们的生活改变不大，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仍要依赖旧有的文化基础;华北乡村社会受技术革新的影响深刻，全面提高的复种指数使土地出产率比过去大幅提高，粮食足以满足吃饭的需求，并且容易在就业市场中取得农业以外的收入。华北社会相对巨大的变迁没有给看青活动带来刺激，但看青行为在华北的消失，不等于乡村传统的全面丢失，它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乡村传统中的仪式信仰方面仍在会社组织中得以延续。这是社会变迁在地域、程度和层次上的不同所造成的。青苗会组织是在生态压力下，由人类群体互助协作的集体行动和仪式、文化传统共同发生作用的产物。本书同意普理查德关于技术与社会的看法:“技术是一种生态学过程，即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我的思考是，变迁既是生态过程，也是社会文化过程。生态压力和技术落后对社会关系始终产生影响，使得社会关系窄化。高原汉族人和其他族群的人们在仪式层面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在生产和仪式领域高度依赖，从而倾向于采取一致的联合行动。
和规则对不当行为进行惩戒，规训组织成员从而维护组织的有效性。庙宇和青苗会是星团中心，即组织核心，在中心的周围是它的卫星、小行星，体系内的村落加上外圈所构成的有机联结是一个星团结构。由于引力和斥力的作用，地方社会有众多的星团在自转的同时也做公转运动，体现了地方社会的基本面貌。
生态压力的存在，仪式活动的持续，合作与互助行动的迫切性，产生了乡村凝聚力，该地方社会的自足性及其核心凝聚力足够强大的星团结构，满足了一个自足星团存在的条件。在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压力共同作用下的边陲地区，本书进行了汉族人社会组织的整体性研究，以解释跨族群、超宗族的多元社会何以联结为同一社会组织。洮州经验说明，文化之间、族群之间的关系不像亨廷顿假设的那样悲观，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并非必然，合作的方式比冲突的难题多，合作的趋势比冲突的力量大;中国族群特色是“多元一体”又“和而不同”(费孝通语)，基层社会的族群关系应该是以合作为主基调的社会和谐，特殊的、日常的冲突和摩擦可以通过星团结构所产生的机制加以消弭。
二、 洮州青苗会组织的比较研究
1.华北青苗会的社会史研究从历史和政治学角度揭示了青苗会组织与国家赋役职能的结合，即华北青苗会与国家密切互动的关系，基本上确立其自治组织的特征。研究认为看青是由于社会分化引起的贫穷、社会无序和偷盗行为而产生;看青有村民联合起来防卫和救济穷人的功能;青苗会组织的会首由村中经济实力人物承当，并与乡村政权相结合。华北社会研究的不足在于，缺乏综合分析，较少关注文化、仪式、生态环境与组织的相互关系。
洮州青苗会组织是相对独立的自治团体，具有平民政治和老人统治的特点，不曾与国家的赋役职能发生联系，龙神庙宇大多远离村庄，这种空间分隔表明了西北青苗会的自主，青苗会与正式组织保持着一定距离。本书认为华北青苗会与国家赋役职能的结合是华北农村社会的区域性现象。
2.人们从常识出发往往认为集体看青就是防御庄稼被偷盗，而忽略它是互助行为的一种;认为青苗会是专门的生产保护性组织，而不顾青苗会与庙宇、仪式组织乃是整合在一起的社会组织的事实。青苗会发起和组织春祈秋报、庆典和演剧等信仰仪式，引导村民进行看青、防雹、搬场等集体互助行为，举办修桥补路、救济和抚恤等公益事业，可以说青苗会的活动覆盖乡村公共事务的诸多方面。看青的原因既要考虑社会系统的因素，也要考虑生态系统的因素。洮州调查表明偷青所包含的社会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土匪、不良军队、游民和吸食鸦片者都可能成为攫取庄稼的人;生态系统的原因必须加以考虑，如土地的分散程度、牲畜的存栏数量以及野生禽兽的糟蹋等等。在洮州，统一搬运庄稼也具有防止偷青的作用。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乡村的偷窃行为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3.华北青苗会研究强调会首经济实力的资质，洮州青苗会的会首则强调老人权威和德行标准。洮州社会普遍认可“三个老人一面官”的老人权威，洮州18个青苗会会首平均年龄63岁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在社会分化水平低的社会，财富无法成为会首任职的主要条件。即便在华北社会情况也不尽然，有人认为“乡村领袖已无法依靠自己的财富和关系树立威信以得到村民的拥戴”，比如河北范庄龙牌会的十八会首就不是按财富的多寡来决定会首的资格。华北与西北青苗会的一个重要区别可能是世袭和轮值的差异。
从变迁的角度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被结构化并流动在城乡之间的位置，乡村空壳化给乡村带来了新的问题，使老人也处于一种有压力又有挑战的重要位置。洮州青苗会对当选会首的道德水平和社会身份有具体规定，强调会首是有德行的人和信仰坚定的人。许多青苗会主张国家退休人员和共产党员不宜当选会首。青苗会对国家人的拒绝态度不能理解为与国家的对立意识，国家人确实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被无神论和极端政治所内化，两者分属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以至于缺少思想交流的基础;其次对国家人的禁入也是出于组织单纯性的考虑。但目前一些地方已经突破了限制国家人准入的惯例，青苗会开始意识到这些人其实并不妨碍仪式和信仰活动，有些人还更加热衷于此。国家人的声望和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源对青苗会的发展和本地知名度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甚至一些在职的村干也充当起现代行政和传统会首的双重角色。这些变迁是开放性社会的特征，表明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张力在减缓。
4.青苗会为什么在华北消失而在洮州兴旺?对于华北社会所经历的第二次社会转型，社会史研究者没有继续关注看青组织为什么从社会结构中分离而去，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华北看青组织的消失和西北青苗会的重建，这一兴一衰的地方社会差异原因在哪里?在8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社会转型时期，华南的宗族组织、华北的会社组织得以复兴，这一文化重建是全国性的。洮州社会在经历了文革的极度穷困和混乱之后，与全国一样，土地和家庭再度结合，青苗会便在衰颓之后和繁荣之始建立起组织体系。洮州青苗会基本沿袭了传统的组织架构，看青、搬场、乡村公益和祭祀仪式融为一体。
在洮州，生态环境、可获取生计资源的状况变化不大，冰雹灾害、土地出产率、技术引进的文化和环境限制、远离就业市场等因素使得人们的生活改变不大，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仍要依赖旧有的文化基础;华北乡村社会受技术革新的影响深刻，全面提高的复种指数使土地出产率比过去大幅提高，粮食足以满足吃饭的需求，并且容易在就业市场中取得农业以外的收入。华北社会相对巨大的变迁没有给看青活动带来刺激，但看青行为在华北的消失，不等于乡村传统的全面丢失，它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乡村传统中的仪式信仰方面仍在会社组织中得以延续。这是社会变迁在地域、程度和层次上的不同所造成的。青苗会组织是在生态压力下，由人类群体互助协作的集体行动和仪式、文化传统共同发生作用的产物。本书同意普理查德关于技术与社会的看法:“技术是一种生态学过程，即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我的思考是，变迁既是生态过程，也是社会文化过程。生态压力和技术落后对社会关系始终产生影响，使得社会关系窄化。高原汉族人和其他族群的人们在仪式层面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在生产和仪式领域高度依赖，从而倾向于采取一致的联合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