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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耕社会而言，迎神赛会在岁时节日的循环中，可能是平淡生活中屈指可数的激越飞扬的日子。有人把庙会和迎神赛会加以区分，本书却将迎神赛会和演剧看做庙会的组成部分而未做分别，原因是洮州的庆典和演剧包含在庙会之中。许多人把传统庙会和赛会描述成全民的狂欢和反秩序的展演，把国家在场作为限制性力量来讨论。问题是，除了限制性作用外还有没有合作的潜力?我用时空的聚合与分离的分析方法来说明它。迎神赛会中的“竞赛”特质是引人注目的现象，我也试图用人类学小生境理论来加以分析。
5.1.1庆典的时间与政治技术
迎神赛会在下列几方面受到官方的责难:扰乱社会秩序，孳生意外事件，结仇构怨;助长奢侈之风;冲击正统伦理观念，男女混杂以及为私奔野合提供机会，伤风败俗;模仿朝廷、官府的仪制和征派赋役的国家行为。这些现象极大地嘲弄了官方的权力运作和符号系统。在庆典中，民间焕发出的“狂欢精神”，如巴赫金所说，对秩序、崇高和权威进行了颠覆性的嘲弄、戏谑和反抗；赵世瑜通过传统庙会所表现的原始性、全民性、反规范性等特征的分析，勾勒出中国庙会的狂欢精神。上述内容若加以对比可以发现，国家与社会似乎存在很大的张力以至于形成对峙局面。地方庆典显示的“和合”和“理性”因素，并不否认庆典的“反规范性”和大小传统的对立。其实国家与社会组织在庆典上既合作又竞争，迎神赛会的狂欢寓于秩序之中。然而，这种张力连同“狂欢”被学者夸大了，遮蔽了现实社会生活中官方与社会组织的仪式合作。本书认为，庆典有其正反同体的两面，这促使我们对文化的复杂性有所认识。
洮州地方官与社会组织在庆典上的合作，可用时间的聚合与分离来说明。洮州举办迎神赛会的时间为五月端午节。青苗总会一般提前半月向各地龙神发出邀请，无论是五月的四日或五日进城，但总不离端午节。很少有人注意到，过去在各地迎神队伍进城之前，地方官也于那日的星夜凌晨之时，举办有部分乡老参加的迎神、祈禳仪式。据当地人讲，官府迎神的日期是立夏前一两日，与老百姓的赛会意思一样。端午是民俗节日，在农历的五月初五日;立夏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农事节日，在五月的五、六或七日。很显然，民间的庆典和官府的祀典重合在一起很容易，因为人事活动是可以调整的，而事实上官民的庆典经常在同一天。这种时间聚合的技术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艺术，即便是自然时间也可被赋予社会意义。官方与民间的联动正是通过灵活的时间聚合而得以形成。《洮州厅志》记载:
每岁立夏前一日，先在城外西北方祭厉坛之处扫除清洁，用净土垫平作为祭所，列诸神位次。龙王居中，其余按祭文前后次，左右雁行排列。诸神牌位俱用黄纸折叠，宽二寸许，长七八寸，上锐下方，空中挺以禾秆，每神牌后插小旗，不拘颜色，其中居中牌位上罩以伞顶，用黄纸裙边，用五色纸周造鳞次粘之。夜静时分，迎神于西北郊，须预选辰寅、生命二人，手执铁锁，头戴凉帽，迎神于百步之外，叩头静候。祭品用猪头一个，黑鱼一尾，不拘大小;白面饼一张，其余素供不拘品数。祭时用大火把两个，鼓乐前导，诸信士随行，比至祭所乐止。一面摆设香案祭品及诸神牌位，一面遣二人手执铜锣。二人至迎神之处叩头迎神，二人喝道，二人鸣锣，迎至祭所。比到时诸信士皆跪。礼生引守土官诒神位前赞跪。守土官跪、众官随之上香。守土官三上香，赞献爵;守土官三奠爵。礼生展读祝文毕，守土官及僚属、诸信士等皆行六叩礼。与执事焚祝文、化黄钱纸及诸神牌位旗伞讫，随将祭品三件埋在地中回寓。祝词曰：洁具香烛牲醴冥宝之仪致祭于:行雨龙王之神，风伯雨师之神，雷公电母之神，境内山川之神，将军河伯之神，本地城隍之神，虫王八蜡之神，本地五道之神，合境土地之神，青山水草之神。众神职司化育，功在平成，悍大灾，御大患，斡旋造化，宣时和布时泽，康阜民生。精诚仰祈惠泽，伏愿雨赐无愆，风雨俱顺，全消冰雹、霾雾于我境，并除蟊贼螟螣于此方。下土沾恩，禾苗遂性，各得生成之利，永伸享祭之忱。预于立夏前一日星夜之时，共发虔心，诣郊焚祷伏维尚飨。
对此稍后再作分析，我们先观察一下民众的仪式活动。民众的迎神赛会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以禳镇冰雹、祈求农事丰收和生意兴旺的祭祀活动，一是抬神竞跑、踩街巡游和上山禳镇仪式。2005年的祭祀活动由石山会的马角在城隍庙的龙神大殿里举办。总会会长和各地大会的会首降香后，马角身穿金光四射的无袖法衣，手拿钺斧，脚走七星步，闭眼摇头口里发出“啊啊”的长音。他已经进入附体状态并且连说带唱:
啊——，洮州府十八位龙神：
洮州府青苗总会四月十一日下了请书了，烧香的人们(青苗会的代表)、青苗会首们，一年一遍，按常规旧制，把你们老人家(龙神)一挂(全都)请到城隍金殿里了。诚心实意把你们老人家请到这儿，对烧香的人们、青苗会首们，要用诚心呢!保佑庄稼好收成呢，生意方面一本万利、利上加利;你们老人家，嫑叫冰雹在云眼里走马，冰雹要消散呢;保佑洮州府各会田粮，斤种斗收，颗粒还仓，金斗下地，福斗满仓。献了钱粮(给神的供品、香火等)没有血灾病望。(我们)实心答报，十八会所献钱粮、禳祛冰雹的山羊，你们老人家收到了!
那么过去龙神“竞跑”、“踩街”和“上山”的情景又如何呢?
第一天叫“跑佛爷”。 当地人说洮岷一带人们“神”、“佛” 不分，故把神灵统称为“佛爷”。 这天各路龙神经过长途跋涉陆续来到新城城郊，并由各自在新城的“接迎会”接待，举行献羊等仪式。下午一两点钟各路龙神统一集中到东门瓮城， 经县知事或商会首脑率众举行降香仪式以后，各会轿夫抬起神轿“竞跑”，以最先跑到城隍庙龙神大殿入座者为胜。 第二天为“踩街”。各路龙神打起自己的全副銮驾仪仗，其中包括二至四面开道锣，四至八对三角形火焰牙边青黄龙彩旗，一对两米来长的大铜号，一对唢呐。轿前由各庙会长、提领和乡老执香引导，轿后紧跟“万民伞盖”因伞盖四周悬挂的各色长条绸缎书写着该龙神辖区内信奉弟子的姓名，故谓“万民伞盖”。和标有神衔的大纛旗。龙神按座次先后下庙来至新城的前、后两街缓慢游行。各街居民、店铺主人在神轿经过时鸣炮焚香表示供奉和欢迎。第三天叫“上山”。于拂晓时候，各位龙神由各自的舆夫舁之城西大石山(即朵山)禳雹祛灾，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中午陆续下山，到西门外岔路口“扭拂爷”。这一活动寓意着消灾免祸。在赛会中显示力量是中国乡土社会狂欢的重要特征，扭轿便是其中的一种角力形式。四人肩抬轿子，背靠轿身，两人一组，一进一退，拼力旋转，力大者则旋转得快，会将对方摔倒或者摔出轿杆外。青壮年男子常常在这种场合大显身手以展示自己的力气和勇敢。下午由道士做“发夕”，他手执雷尺、麻鞭，将黑碗打破，意思是告诫龙神不得施行恶风雹雨。到了黄昏时刻，各路龙神陆续下庙，由原路返回到各自辖区的庙中。部分资料由当地文人董正民提供。
当地人对赛会的解释是，重演了明初将帅带领自己麾下军士攻城略地的军事场景:第一天竞跑（跑佛爷）表示兵临城下，各路将帅奋勇杀敌，一举攻入城中;第二天踩街是视察城防，展示军威，安抚民众;第三天拂晓，闻报敌情，上山登高视察，敌人闻风而逃。军队进城商讨防守事宜，各路人马当晚返回防区驻守。
官方的祭仪活动是在星夜和静谧的地方举办，而民间的祭仪和庆典活动是在城隍庙和主要街市上进行。星夜时分和空旷之地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神圣和庄严的意义，有着内省和规范的氛围;中午和下午的时间，城隍大殿和市井大道的空间，表征着世俗和热闹的意义，有着外显和奔放的气氛。
5.1.2狂欢与秩序
我们对洮州的仪式生活有了直观的印象，近距离的观察能够带来哪些思考呢?在迎神赛会这天我早早来到刘顺大庙。9点左右，龙神庙呈现出往日没有的生机。参加赛会的村民从周围十几个村庄陆续赶来，他们或是青苗小会的会长，或是吹手、轿夫。会首们在龙神跟前谈笑风生，相互戏谑逗趣;手拿唢呐和长把铜号的人忍不住在庙院里吹起来，若有一个好奇的门外汉吹号，憋了一脸的青筋却弄不出一点声音，则众人大笑之。有一群孩子在追逐打闹，不过他们也有任务:打旗和敲锣。
锣声响起，唢呐和长号吹起迎神曲。提领和会长们洗手、焚香，像对待长者一样告诉龙神要进城参加赛会，提领为龙神整冠、理须，换上新袍，然后抱起龙神让他坐在轿内。11时龙神在一百多人的簇拥下，沿山路开往新城。向东1公里途径眼藏（zang）村，该村是刘顺大会的下属小会，是龙神的歇马殿。眼藏村由眼藏、阳坡和吴家坡构成一个行政村，其中的眼藏族（部族，藏族部落的单位）在民国以前是昝土司的领地，村中的杨姓是藏民48旗中的“眼藏族”，三村形成一个青苗会的小会。龙神轿子在村中麦场上停下来，村里的会首进行煨桑祭仪，村民陆续赶来给佛爷上香、叩头。龙神停下来的村庄都要派出若干名轿夫，将龙神抬至下一个交接点。翻过山头，上了大路龙神停了下来，去西路的三位龙神将在此汇合然后结伴而行。以刘顺为坐标，西北的白土娘娘庙离新城有十几公里，正北方的水磨川花云庙距新城10公里，刘顺大庙离新城是7公里的样子。白土娘娘路远，刘顺与水磨川有多年的宿怨，所以刘顺的队伍等了半个小时不见二位龙神便先行开拔。
游神队伍走在大路上，新城越来越近，人们情绪高涨起来。两个扛旗的小伙子把龙虎旗交叉横起来，挡住前面行驶的汽车，司机拿出十元八元递过来，龙虎旗闪开一条通道让汽车通过。这一过程持续了10分钟。
西路三位龙神先到新城南门歇息，南门的宋家在这里为西路诸神举办接迎会。接迎会设在武家临街的板屋里。武家过去是有名的商户，他们在南门口城墙外盖了两层木结构楼房，约40间，现在看上去仍然很大气，楼下特腾出一间作为接迎会。南门一片欢腾，三位龙神到齐后，三会与南门接迎会共同举办献羊和求愿的仪式。
会首的争吵与争先刘顺等西路三会从南门接迎会出来，到东门外与其他各会集合，各地龙神将按次序进城隍庙。总会宣布了上庙的名次，刘顺位列头家，石山第二，水磨川第三。与传统赛会的自由竞争不同，名次是预先排定的。当龙神大殿的献羊、祈禳、打卦(占卜年成)等仪式完成后，总会邀请各地会首在文管会的会议室举办招待会。参加会议的有总会的7位会首，文管会代表，11个青苗会(应来16个，实到11个)的二十多名提领、会长。总会准备了烟、茶、饮料和糖果。总会宋会长首先讲话，他主要强调“秩序”。接下来会议主题变奏到“名次”的议题(以下地名均代表各地的会首)：
水磨川:那你们刚才说我们是第二，现在怎么又排到第三了?
总会:没有。还是按照去年的名次推过来的。
水磨川:我们的旗、伞也多着呢，仪仗也好着呢，年年都排第三、第四，也该往前放一放，对啦?
白土:要是把旗、伞多的放前面，旗、伞少的放后面，我也没意见。
总会:把你们(水磨川)和刘顺会放在一起，有没有矛盾啊?
水磨川:没有，确实没有矛盾。
刘顺:没有啥矛盾，都是为了风调雨顺，老话都说“黄帘轿子头一家”，乱了规矩庄稼不太平，地方不顺。前些年，两村搬场也都互相搬，亲戚互相走着呢，村庄之间都有来往。
石山:把我们(名次)换了，我们也不成(同意)!
总会:那么明天踩街还是按定好的次序上庙。
争吵毫无疑问隐含着潜在的紧张关系，但我们必须明白这种紧张是在组织内部生发的，这不同于努尔人和丁卡人之间经常为经济利益而出现的对立状况。比如刘顺川和水磨川之间的争夺主要是为名望而战。他们的对立只发生在仪式场合，没有什么去阻止两个群体建立婚姻关系和日常交往。进一步的分析将在下文展开。
重现“跑佛爷”场面第二天会首在龙神祠做完祭仪，总会的宋会长宣布“鸣礼炮、奏乐”的号令，各路龙神动用自己的全副銮驾仪仗，旌旗飞扬，两米来长的大铜号发出“呜呜”的声音——多亏唢呐发出的欢快音调，才表明是节日庆典——各会会首、提领和乡老身穿传统绅士礼服执香引导。石山会的轿夫和吹号手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身穿深红色的藏袍，吹着藏民惯用的青铜长号，难怪洮州人称石山的龙神为“藏民的佛爷”。轿后为华丽的金黄色万民伞盖，紧跟着的是古时作战用、而今却标有龙神封号的黑色纛旗。队伍于两街缓慢游行，各街居民、店铺在神轿经过时鸣炮欢迎，整个洮州处在极度的兴奋之中。
我站在面对城隍庙大门的二层楼上，看见踩街队伍从东街缓缓行至西街。突然人潮涌动，尘土飞扬，只见龙神的轿子在一二十人的簇拥下颠簸、翻飞起来，直奔城隍庙而来。排在第三位的水磨川终于按捺不住问鼎魁首的雄心，年轻轿夫不知在谁的鼓动下突然发力狂奔，前面的石山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水磨川超越。刘顺会一看水磨川跑起来了，年轻人来了兴头，“呼”的又上来十几个壮汉，快如疾风般冲刺，轿子翻转得更厉害了。各会抬着自己的龙神狂跑狂呼，只有城背后的徐达、冶力关的常遇春和南路爷胡大海三位龙神不为所动，因为他们是帅官，必须殿后。在“跑佛爷”时，有一位老妇可能是眼力不济，跪在当路接受龙神的降福，还未反应过来轿子便从她头顶上飞过，这可能是极怪异和意想不到的“过关”仪式，所幸她没受到太大的伤害，只是被踩了一脚。关于迎神赛会的紧张甚至恐怖，曾经亲历过民国时期“跑佛爷”的一位老人说:“哎呀呀，赛会还没开始呢，已经紧张得尿了一裤子，你上面看轿子翻呢，下面看人抬着跑呢。那时候冲撞打斗是赛会时的常事，受伤的人也不去治疗还继续抬着跑，打死了人也没人管。”回到踩街竞跑的现场，这时刘顺会第一个进了城隍庙，水磨川第二，石山会第三……
紧急会议:打道回府我们看到刘顺会2005年保住了“黄帘轿子头一家”的荣誉，时间又到了2006年踩街的当天上午。此时刘顺会异常郁闷，原因是他们的名次被排在水磨川之后居第二位，听到这个消息刘顺人都显得情绪紧张和不安，年轻人涨红着脸准备着一试身手，会首们为此深感忧虑。在踩街举行前的半个小时，72岁的提领在城隍庙的一间起居室里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年轻人主张用实力说明问题，年长者则担心出事。最后，问题集中在是否继续参加踩街活动。马厂沟的会首说，如果参加踩街，年轻人会控制不住情绪，打死打伤人费用问题怎么办?出了事会首都有责任。提领说，如果我们的人出了事，能把我心疼死，家庭的损失有多大呀，谁能负起责任。提领最后决定“撤”!
当总会长宣布踩街活动开始时，刘顺会带着复杂的心情和躁动的情绪冲出了人群，从南门河打道回府。仪式举办不当乃是对神的不恭，这种焦虑在人们心灵深处投下了阴影。当刘顺会的张家庄在秋收时遭遇到冰雹袭击而绝收时，“仪式不当”的说法便与灾害建立了联系。
洮州迎神赛会是西北边陲地区的乡土盛事，它与华北当前乡土社会的民间信仰有很大不同，华北青苗会的仪式活动至晚清已经萎缩许多，而洮州的传统仪式至今不衰且有很高的组织程度。但我们不能以此来说明，洮州没有受时代影响而偏安一隅，其文化变迁将在第7章论及。就是说，洮州迎神赛会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有人说当今的庙会活动和迎神赛会失去了狂欢精神，本人却不以为然。庙会期间，城隍庙里民众可以围坐在地上猜拳行令、喝酒、耍闹，汉藏唱家忘情地唱“花儿”来直抒胸臆;洮人把五月端午当做春节来过，认为那是最痛快的日子;“跑佛爷”场面的再现，会首们为名次的争夺，表露了人的真性情，表明狂欢精神犹在。但中国乡土的狂欢精神是由秩序来加以平衡的，刘顺会召开紧急会议，避免极度的狂欢而打道回府，说明狂欢和秩序同在。对于巴赫金的“狂欢精神”我想追问一下，西方难道没有什么规则对“狂欢”加以约束?更进一步说，特纳的“阈限”难道没有秩序?我以为，狂欢和阈限的概念似乎无法解释洮州的仪式实践。各会名次之争最后服从了总会的原初计划，刘顺会在仪式中出现的类似阈限状态的痴迷和狂躁情绪可以被会首的理智遏制下去。所以，仪式和现实是可以转换的，狂欢和秩序也是可以转换的，且可以在阈限中转换。
5.1.3“黄帘轿子头一家”
生态人类学强调小生境内部的竞争和排他性原则。在洮州，小生境可以表现为由龙神大庙联合众多村落的祭祀区域，和与庙宇结构相配套的青苗大会联合的众多村庄的组织区域。小生境即是由庙宇结构和青苗会组织结合起来形成的一个互为表里的社会单位。这里论述的“竞争”是发生在两个社会单位或者具有生态相似性的小生境之间，我的分析将会把小生境与社会文化情景联系起来。
刘顺川和水磨川所处的区域是一个南北向的川谷地带，南北两端皆与卓尼县接壤，可以说洮州汉族人社会几乎被卓尼县藏区包住。据2004年统计，水磨川有5会9村，分散在汪家嘴、八仁和丁家堡，人口为3796人，人均耕地2.39亩，临潭县统计局：《临潭县统计年鉴》2004—2005（内部资料），第79页。海拔较高，粮食产量稍低一些。在水磨川会境内，有两个回族村。水磨川相对闭塞，族群的合作与竞争并存。大约20公里的川谷大致分为两个小生境和社会组织区域，其间散居着小规模族群，回族有自己的宗教组织，其与青苗会关系不大，而藏族皆为青苗会的成员。在狭长的川谷中部有一座藏传佛教寺院侯家寺及寺底下村，该寺与村不是青苗会成员单位，但与青苗会保持着良好的接触，这一中间区域的北边是水磨川会，南边是刘顺会。虽然这一中间社会单位把南北两个小生境分隔开来，但并未阻隔两会的竞争，也未影响两地的交往。
刘顺会的龙神朱亮祖，当地人说他因与大明皇帝有特殊关系而被授予特权:准许穿黄袍、乘黄帘轿子。民间就有了“黄帘轿子头一家”的说法，意思是刘顺龙神在赛会上折了桂冠，刘顺、新城这些地方就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为了争夺头一名两会往往打得头破血流，两家百年来恩恩怨怨一直延续至今。与刘顺同一小生境的水磨川为了自己村落的福祉向刘顺会发出挑战，水磨川附近的回民过去曾赤膊上阵帮水磨川抬龙神以支持本境龙神，新城南门河的回民因与刘顺会接壤支持“黄帘轿子”夺取头家。会与会、族群与族群的冲突与合作，皆为争取龙神的天佑，保一方风调雨顺。“黄帘轿子头一家”是人口众多的刘顺会的荣誉，每到迎神赛会之际，从会首到轿夫皆承受着荣誉的重压，异常激动、兴奋甚至躁动不安，一种强烈的荣誉感和好胜心常常刺激出暴躁情绪和肢体接触，这不只限于刘顺人，也包括其他欲显示力量的会众。至于冲突带来的身体伤痛，当地人认为跑佛爷时挨打不知疼，神保佑着呢。
竞争不一定全表现为小生境的资源竞争，为了获取来自社会系统的荣誉和声望也会引起激烈的竞争。1994年农历五月，刘顺和水磨川这两个曾有宿怨的对手为当头家争执不下，青苗总会遂决定由城背后的龙神徐达走头家。城背后是新城边上的一个青苗会，因为该村过去衙门里的人多，所以常常以城里人自居。但刘顺人认定城背后不能走头家，因为徐达是帅官。于是刘顺会抢超在城背后的前面，城背后人骂乡下人不懂规矩，两会便动起粗来。在争吵中，城背后的年轻人向刘顺人叫板，“你们刘顺的佛爷要是砝码(厉害)，就叫我们城背后雹打三年”。刘顺人说，“佛爷的神力稀不西北方言，意思是“非常”。大，我们佛爷有神力叫白雨打你们三年”。城背后的徐达是八抬大轿，有两根轿杆是活的，他们抽出轿杆便猛打，刘顺人吃了亏，不等结束就撤出赛会，走到新城西南的红桦山上，两支大铜号“呜呜”地吹起来，刘顺人大声喊道:“佛爷如有神威，就让城背后连遭三年雹打。”诅咒不幸而言中，当年城背后就被冰雹打了三次。雹灾过后青壮年能出去打工的都出去了，挣了钱把一年的口粮先买上。第三次雹灾影响特别大，城背后、西街、南沟、南门河、李家山都被打了，冰雹厚达10—15公分，庄稼被打得颗粒无收，妇女小孩趴在地头上哭泣。
冰雹灾害以后，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人、群体对此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刘顺川人说自己的龙神威力大，“黄帘轿子头一家”是老规程，坏了顺序就不太平;城背后的老人说，我们的龙神徐达是元帅，指挥官不是先锋官，争名次就是乱了规矩惹了神怒;新城西街的几十位妇女哭着跑到镇政府质问乡长并要他承担责任;县乡干部说，防雹炮手是有责任的;南门河的回民说，炮手应该受到法办;防雹炮手说，他向县气象局防雹办几次请求开炮但未被批准，他家的庄稼也被打得精光;气象部门说，人工干预天气是可行的，但当时高空有空军的军事行动，是城背后被灾的原因。乡民们总的看法是：插了旗求了愿，但不能保证冰雹必不来访，神也有感情变化。如果对龙神不敬而获罪于神，终要遭报应。但无论如何，下不下冰雹是神的事，种不种地是人的事，收多收少是命的事。事在人为，但天意不可违。
在2006年的迎神赛会上水磨川被安排到第一位，我当时看见刘顺会的会首会众聚集起来商议，要求总会改变决定。总会态度强硬，理由是刘顺会连续几年都走头家，说今年也照顾一下水磨川会首的情绪。就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报告人在电话里说，“黄帘轿子”没走到头一名，中途回来了，结果刘顺川的三个村庄在7月初遭冰雹袭击庄稼绝收。我10月再次赶往洮州，看到地里长出的青苗与青草，夹杂着枯黄的麦秆，正如《洮州厅志》所载:“播种者仅青禾(青稞)、麦豆(豌豆)、燕麦之属，一经雨(雹)潦则成茂草甚或腐烂。” 2006年7月27日，农历的七月初三，冰雹一反常态从洮河自南向北打来，此时离立秋还有一周，春麦未熟，而青稞已经成熟，冰雹打了一个小时，张家庄的三个自然村所种青稞、春麦绝收，这次受灾的还有临、卓两县的其他地方。由于严酷的生态环境压力，他们的竞争具有求得生存和生命的意义。
这些竞争也不是只为所谓“稀缺资源”，比如出于同一小生境的两个组织，资源基本无可争议，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因素所决定的，而不像非洲和南美高原的无政府社会那样通过直接的对抗去获得土地或其他资源。洮州社会单元之间也存在竞争，但他们的竞争方式不是**裸的侵占和掠夺，而一般表现为对象征性资源的争夺。他们所争乃为想象的吉祥——本村的风调雨顺，或者为了村落的声望而进行仪式角逐以期获得“黄帘轿子头一家”的荣耀。巴特对斯瓦特群体关系的研究表明，失败和成功对于首领来说具有累积效果，这说明名望是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这些事件会进入人们的集体记忆中，从而对某一群体发生作用。对于组织成员来说，人们通常是作为一个地方性群体成员来思考和行动的，他与这个地方性群体的成员之间有着种种联系。换言之，地域组织之所以热衷于非经济利益的竞争，既为地方话语权，也为文化自主性。西方学界在考察民间组织时，总是把重点放在民间组织与国家的关系和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上，这没有问题。但一些西方学者把“权力”、“对抗”置于首要的和不恰当的重要位置，如认为“民间组织旨在保护公众免受国家权力之害”;霍布斯在《利维坦》里极端地表明了这样的观点:民间组织是国家的潜在颠覆者。而人类学和社会学弃绝了经济学强调理性和效率的偏好，也不一味地关注利益冲突、权力抗衡，而是关注人们本原的生活，关注社会纽带的建设、信任与互惠基础的产生。乡村演剧便是社会整合的一种形式。